《中国商人》杂志记者  侯耀晨

5，同样的主张，何以你提出来就是无比正确，别人提出便是包藏祸心呢？
　　
　　 　　只有自己能作出与己有益的事情，别人未免有妨害我之嫌，以“万两银钱一句话”的信用著称于世的晋商集团骨子里难以摆脱这样的怪圈。
　　
　　 　　1914年，代表了晋商最高历史辉煌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如此写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日升昌的轰然倒坍，预示了其他山西票号前赴后继的崩盘。
　　
　　 　　耐人寻味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各地山西票号遭受重创，生计更加困难。此时，山西票号商们进行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先后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尝试。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就是毛鸿翰本人。
　　
　　 　　可悲的是，毛鸿翰这“迟来的爱”也许可以给山西票号挽回一线生机，然而山西票商内部争权夺利的神经病又爆发了，还没等北洋政府对山西商人的请求做出最后的答复，票商们为了各自利益已经吵得一塌糊涂，再难形成统一阵营。
　　
　　 　　同样的主张，由你提出来，便是自求发财，有混水摸鱼的嫌疑，由我提出来便是光明正大。毛鸿翰也许非常后悔自己当初否决了李宏龄的努力，也许醒悟到自己的保守和闭塞，但是当年李宏龄数次来信建议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巡视一下，他为什么死守在老家不愿意出去透透风，长点见识呢？
　　
　　 　　我们想起来把头藏在沙子里躲避灾祸的鸵鸟，当年的山西票商如此不愿面对现实，当外国银行以其制度优势，节节压迫到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这些呆在老家的大掌柜门唯一的措施就是：当作没有发生。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到老家以开杂货铺为生。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将自己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
　　
　　 　　“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在《山西票商成败记》的序言中，李宏龄向自己的商业领袖们发出如此质问。
　　
　　 　　可惜，这样的问题，领袖们已经没有机会回答，也没有必要回答了。
　　
　　 　　但是，这个问题对今天新晋商们依然是有效的：你有包容异己的胸怀吗？你有和衷共济的理性精神吗？
　　

《中国商人》杂志记者  侯耀晨

4，　　山西票号的最后一口气为什么上不来？

　　
　　
　　 　　山西票号把曾经诚信、厚道和感恩的精神推行到神人共赏的极端，有两个小故事为证。
　　
　　 　　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渠绍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从上海图书馆旧报库，看到过一个小资料，很感动，但是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它就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这个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在盛世显赫的乔氏家族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氏家族的先祖乔贵发早年父母双亡，生活非常贫困，在村中常常遭到别人的白眼，甚至同族兄弟也瞧不起他。就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村里一位姓程的女孩子，常常在生活上对他有所接济。
　　
　　 　　二十年后，乔贵发事业有成，衣锦还乡。而那位程姓的姑娘由于丈夫早逝，娘家又不肯收留，只好带着儿子，孤苦伶仃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乔贵发知道这种情况之后，马上央人做媒，迎娶这位女子为妻，对她带来的儿子也视如己出，还为这对母子郑重其事地盖起了四合院。
　　
　　 　　不仅如此，乔贵发在去世前立下家规，乔氏家族的子孙不准纳妾。后人们严格地遵循了这条家规，哪怕是乔家的媳妇不能为家族生养子嗣时，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休妻纳妾。
　　
　　 　　今天的人们看到这两个小故事，不知心里什么滋味。这里却不能不有另一问，山西票号普遍的“仁德和信用”为什么不能使它们安然超越最后的大限呢？
　　
　　 　　因为，在山西票号败亡前，曾经有过几次绝好机会。
　　
　　 　　1904年，经过八国联军洗劫之后的清政府决定仿效西方制度进行改革。是年秋，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对于晋商集团来说，参与国家银行，毫无疑问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各家票号的掌柜们这一次不愿“官商结合”了，他们作出了完全一致的答复：拒绝参与。
　　
　　 　　第二次变革的机遇来自山西票号同业内部，也有外界呼吁的声音。
　　
　　 　　鉴于外国银行的压迫，国人的呼吁和对山西票号种种弊端的痛切感受，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多次组织了山西票号同业会议，议题是联合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改组成立三晋汇业银行。
　　
　　 　　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分号掌柜们接到的绝密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不仅如此，在1908年六月以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山西省内的总号写信，说明票号改组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有一封汉口分号的来信写道，“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首推汉口为最，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
　　
　　 　　此时，驻北京山西票号的有识之士在力求挽回颓势，国内的媒体也在呼吁山西票商的整体觉醒，1904年8月，《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肯定了改组银行的主张，“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这一次机遇，远在山西的高层决策者无视内外要求变革的声音，他们否决了改组银行的主张。全国各地票号的掌柜们等来蔚丰厚大掌柜毛鸿翰的信使，他就是极力倡导改组银行的李宏龄的儿子，毛鸿翰让自己的信使带来口信说：“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
　　
　　 　　毛同时还动用了自己的独裁权威，指令各地票号：“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李宏龄因此气得狂呕鲜血，终致卧病在床。
　　
　　 　　毛鸿翰轻描淡写的答复，就这样让李宏龄等人的数月努力化为泡影。
　　
　　 　　山西票号的最后一口气上不来，是因为毛这样沉沦在山西老家的独裁者们，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知道“家天下”，不直到“天下一家”，再多的“诚信和仁德”岂非形同虚设？这里再问一句：今天的山西商人，是否从这样的历史教训中学会了最基本的合作应变的精神呢？
　　

《中国商人》杂志记者  侯耀晨

3，雷履泰、毛鸿翙你们为什么要斗争到生殖器？
　　
　　
　　
　　
　　
　　 　　晋商集团的历史地位，最光彩的莫过于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乡下老祖父的山西票号的出现。
　　
　　 　　从钱庄、当铺、账局(类似于地方银行)，经过漫长的演变，山西票号最终在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运作下诞生了。
　　
　　 　　就山西票号在大清国，在俄罗斯、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泰国、缅甸等亚洲国家的影响来说，怎么赞美这位著名的职业经理人都不过分。
　　
　　 　　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忽视了一点，山西票号在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走向联合，而是各家票号“家天下”式的金融网络布局。
　　
　　 　　山西票号走上这条路，完全由于日升昌两位职业经历人——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之间的勾心斗角。
　　
　　 　　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的斗争，一直落实到他们的生殖器，直到其中的一方升天为止。在双方斗争的最激烈时期，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意思就是说，你毛鸿翙再能也是我的儿子，走的我开辟出来的道路。毛鸿翙则针锋相对，给孙子起名毛履泰，意思是说，你别张狂，我是你爷爷呢！
　　
　　 　　在日升昌最红火的时候，两位职业经理人何以会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呢？起因是，雷履泰得了一场可能比较严重的大病。照一般的程序，大掌柜有病，日升昌的生意应该交由二掌柜毛鸿翙主持，但是雷履泰并没有放弃对日升昌的控制权，毛鸿翙如同一个店小二，大小事宜最后都要由病重的雷履泰裁夺。
　　
　　 　　毛鸿翙心里当然非常的不爽，他开始向东家，也就是由投资人构成的“董事会”施加影响了，“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他来操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
　　
　　 　　用曾经流行的话来说，毛鸿翙这个动作就叫做“抢班夺权”，
　　
　　 雷履泰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
　　
　　 　　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雷履泰这一招虽然示人以弱，却实在是“釜底抽薪”，东家们只能妥协，于是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
　　
　　 　　俗话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毛鸿翙显然占不到什么便宜。就在雷履泰重回日升昌的前一夜，
　　
　　 　　毛鸿翙给东家留了封信，选择了走人。
　　
　　 　　毛鸿翙离开了日升昌，但并没有离开雷履泰的视线，就在日升昌的隔壁，他接受了另外一些东家的聘礼，创立了蔚泰厚的票号。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毛鸿翙的运筹下，又有四家票号次第开业，形成实力强大的“蔚字五联号”
　　
　　 　　如此，雷履泰与毛鸿翙的个人恩怨，演化为两家票号的世仇，双方的较量一再升级，波及到它们的前沿阵地上。雷履泰不惜赔钱做买卖，把毛鸿翙赶出苏州，毛鸿翙则在在京津、汉口等地攻城略地，让雷履泰防不胜防。
　　
　　 　　在世人眼里，山西票号就意味着诚信，意味着荣耀，意味着创造。但在它的内部，却是激烈的争名夺利。
　　
　　 　　雷履泰和毛鸿翙不是晋商集团中唯一的商业领袖，但是他们的个人恩怨，至少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笔，他们可以各自打造一个金融舰队，但无法联合起来，制造一艘更大的航母，去飘扬过海，去应变未来的惊涛骇浪……
　　
　　 　　当今天的山西商人和学界人士无限赞美这两位创始人的时候，可曾有人追问过：雷履泰、毛鸿翙，你们为什么要斗争到生殖器？
　　

《中国商人》杂志记者  侯耀晨

2， “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你真的是纯粹的商人吗？　
　　
　　 　　这样的故事总是生命力最强的。
　　
　　 　　北京有个“都一处”的老字号，《晋商》中记载了它的传奇来历：
　　
　　 　　“乾隆初年，都一处还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饭铺，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腊月三十晚上，京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了。天越来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个姓李的山西商人经营的小店还在静候着主顾。因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敢怠慢。一来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二来盼望着还能有人光顾小店。
　　
　　 　　将近子夜时分，店里终于进来了一主一仆，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老板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后，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打量起这个店来。当他们发现小店连招牌都没有，就叫老板拿过纸笔，题了“都一处”三个字，意思是这个时候整个京都还在开张营业接待客人的店铺只有这一个地方了。
　　
　　 　　过了不久，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从宫中专门送来的一块虎头牌。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来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　　
　　
　　 　　这个故事说明了山西商人的趣味，当然，其他的商帮也脱不开这仰仗权威的恶俗。
　　
　　 　　在山西商人的老宅院屋顶上，通常有两个龙头。
　　
　　 　　山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
　　
　　 　　官商结合，这是晋商集团的驰骋天下的秘笈之一，一直到今天，山西商人还是脱不开官本位的思维定势。
　　
　　 　　晋商集团过去依靠这官商结合的运作手段，曾经垄断了巨大的商业资源。
　　
　　 　　在朱元璋手里，他们通过为政府运输军粮获取“盐引”；
　　
　　 　　由于在明清交战期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八位山西巨商受到顺治皇帝的亲自接见，享受了“宴便殿、赐服饰”的超级礼遇，并被奉为“御用皇商”。
　　
　　 　　雍正皇帝平定青海叛乱时，后勤供应发生困难，山西商人范毓宾主动请缨，他的爷爷早年就是蒙受顺治皇帝封赏的八位“皇商”之一。范毓宾后来“毁家抒难”辗转沙漠数万里，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军粮的任务。他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的特权是：与西北游牧民族自由贸易。
　　
　　 　　由于接待并赞助西幸的慈禧太后有功，山西商人得到了经营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以及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的特权。
　　
　　 　　不仅仅这些细节，包括此前开辟通向俄罗斯巨大茶叶市场的“茶叶之路”的垄断权，也都有着多年来的官商结合的铺垫。
　　
　　 　　山西商人在与当局密切合作，遭到当局勒索巨额“捐助”的同时，也通过跟当局的“博弈”获取特权，比如在1850年迫使朝廷默许“以汇兑代替运现”，从而获得汇兑官府银两的特权。
　　
　　 　　除了通过官商结合获取极大商业资源，过去的晋商集团由于捐助有功，朝廷也投桃报李，封给他们大大小小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花钱买了四品知府的官衔，他的二掌柜毛鸿翙给自己祖孙五代人都买了各种头衔。利用这些头衔，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内幕消息。
　　
　　 　　晋商集团在走向辉煌时期这种官商结合的传统，固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但也给后来的晋商们带来不利的定势思维，比如山西民营企业家中的李海仓就是山西著名的“红顶”商人代表之一，李身亡后，围绕他的巨额财产的来源，曾经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在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也在力求革除这种官商结合的弊病，因为它导致了商业运作的不公正。如果山西商人还停留在官商结合的习性中不能自拔，不能摆脱祖先留下的这些不应该继续发扬的商业运作模式，新晋商要重新振兴山西的经济，乃至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有所作为，恐怕是更加困难。

——SD卡质量门如何演变为娱乐门

“千万颗问题SD卡抛售”风波中，各家SD厂商纷纷发扬“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中国式光荣传统，用自己“高贵出身”的表述来说明自己的“纯正、优良”，“猜测”对手在“恶性竞争”或者“陷害”自己。中国有一句俗话：狗咬狗（现在都是宠物），个个都是一嘴毛。一场游戏般的诉说与义正严词之后，严重的SD卡“质量门”事件逐渐演变为“娱乐门”。这个时代是个大众娱乐时代，什么样的题材都可以“恶搞”成快感迭起的“娱乐事件”。我那大脚邻居老李面对此事件的发展，吐了一口谈后感叹：娘希皮！看来谁都能娱乐大众，什么事情都可以弄来娱乐大众。一提这件事情我就来快感了！

笔者索性以各家厂商在声明和接受媒体采访时提供的信息为依据，也来一回猜谜游戏。游戏之前，先给陆续上场的各位排排队，免得一再被误导的读者搞不清谁是谁。

马、驴和骡子的问题

所谓的SD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闪存芯片和控制芯片。

闪存芯片就像马，控制芯片就像驴，双方的结合生出骡子（SD卡），可在手机、数码相机、新一代电脑等终端设备中纵横驰骋。这次暴露的SD问题卡，严格来说，既不是马（三星）的问题，也不是驴（慧荣）的问题，而是骡子出了问题。骡子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这是因为双方在配种的形式和时序衔接上不够默契。三星由SLC转而大规模生产MLC闪存芯片，也就是说，三星想制造新一代骡子，它牵出的不再是一般的马匹，而似乎是汗血马。汗血马发现了自己跟一般的驴上床会气得跳河自杀，可悲的是慧荣安排跟汗血马配种的还是以前的驴，所以骡子是生出来了，可惜是个白痴，三星汗血马和慧荣驴的血液不能兼容，有时还会丢失客户的重要数据。比如，杨澜好容易去采访了此次宣战落败的布什连盟，正在为自己和布什的合影沾沾自喜呢，赵忠祥前来汇报：“美女啊，对不起，刚才的照片丢光了！”

看着赵忠祥一脸忠厚，杨澜都无语了，嗔怒道：“晕S……老赵您总是这么不小心！”

赵忠祥亦是满腹委屈：“小杨啊，莫怪我，都是SD卡惹得祸！”

可见三星私自更换汗血马是不对的，私自更换了不给慧荣陈明厉害更是不对的，慧荣开了那么大的配种厂，不思进取老是用以前的驴应付差事也是不对的，三星和慧荣生产的白痴骡子闯下大祸却言辞闪烁指桑骂槐，更是不对的，它们只顾着大干快上夺取真金白银，那里顾得上考虑杨澜和赵忠祥的苦恼。

为什么我在这里只把杨澜和赵忠祥等大腕们拉来串个角呢？因为在诺大的中国市场，除了名人，其他人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尊严和痛苦几乎可以忽略。

枣红马、黑炭马：传说中的“S阵营”与“T阵营”

“千万颗问题SD卡抛售”事件何以会出现，事发后有关各方何以会推卸责任呢？

说到底，还是为了利益问题，所以竞争对手不互相咬得一嘴毛似乎是不可能，上海的“程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透露“S（三星）阵营”和“T（东芝）阵营”的关系紧张，我们姑且跟着程先生的思路，将厉害各方各自归队，看看到底谁在混淆视听。

目前的闪存芯片市场规模，大概在168亿美金左右，预计到2009年将达到300亿美金。东芝、三星、现代各占MLC闪存芯片市场供应量的90%、60%和40%，海力士、IMFT(英特尔与美光合资公司)等巨头门也在抢夺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份额，但IMFT还没有自己的MLC制程闪存芯片。在闪存芯片制造技术方面来看，东芝、三星、现代、IMFT分别为300MM—55NM，300MM—63NM，300MM—90NM，300MM—90NM，300mm指12英寸晶圆，55nm指激光蚀刻线径为55nm，线径越小，单位面积上所蚀刻的与非门晶体管数量越多，容量越大。这次问题SD卡，就是三星的63NM新制程MLC闪存芯片引出了麻烦。

在控制芯片市场，主要有东芝、慧荣、擎泰、群联、亮发等厂商，慧荣、擎泰、群联、亮发合计约占SD控制芯片市场的60%的市场份额，东芝控制芯片主要用于自有品牌的SD卡。此次正是慧荣和擎泰两家被牵连到SD问题卡事件中。

一起被卷入问题SD卡的下游厂商有威刚、创见、金士顿等采用了三星的MLC制程的SD卡商家。例外的是AIM，它采用的是SLC老制程，因此可以洗清自己。SD卡行业的自1984年至今，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东芝一一直出于领先地位，2000年——SD协会成立（东芝、松下、Sandisk联合发起），目前已有800余家会员单位，几乎囊括全球重要IT公司。这个行业的脆弱性在此次SD卡事件中暴露无疑，各家都有自己的标准，你争我吵自是难免。其中一个好玩的现象，就在SD问题卡事件愈演愈烈的事后，Sandisk的假货事件也被频频爆出，这个市场竞争的激烈可见一斑。

对于这个假货频仍、质量问题缺乏监管的SD市场的竞争态势，我们姑且给其主导者其一些有趣的名字，以方便记忆：

东芝“T阵营”是枣红马，长期占据领先地位，三星（S阵营）是黑炭马，极力冲破市场格局，法力士、IMFT之流尚是无名马，但不可小觑，它们不同程度也别卷进问题SD卡事件中了。

察言观色，看看各家的一嘴毛

甘苦自知慧荣的一嘴毛：

群联、亮发、Sandisk、AIP、金士顿……

SD问题卡事发之后，慧荣最近的一次声明在11月24日，该声明指责信息时报《问题SD卡流入中国市场存储卡陷质量门危机？”》局部失实，辩称自己的控制芯片与三星63mm MLC 闪存搭配良好，绝无质量问题，自己下游厂家也没有问题，最后自我表扬了一番。其中耐人寻味的是，慧荣在声明中指出：“近来中国媒体网站对于慧荣科技之不实报导，据猜测应是慧荣或是慧荣客户的竞争对手，利用 BBS 网站来做恶意的中伤，进而达到获取商业的目的。这些不实的报导与谣言，已对慧荣和三星半导体与慧荣客户造成某种程度的伤害。本公司对于此种行为，感到不耻并予严厉谴责。”

慧荣“猜测”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者自己客户的竞争对手在“恶意中伤”自己。我们也不妨跟着猜一猜，这些竞争对手都是谁？

慧荣的直接竞争对手无非在控制芯片市场，群联和亮发是台湾电子时报最初披露时唯一排除在外的，事发至今一直没听到这两家的表态，难道是它们？

慧荣的客户有威刚、创见、胜创等厂商，他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呢？

首先可能是AIP。它采用的是三星SLC芯片幸免于难，却在11月23日的声明中话里有话：在任何产品上市之前都会做非常严格的测试，以确保产品质量并避免入近期他牌SD卡出现的类似问题。我们始终坚持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和为客户负责的精神来运作我们的市场，这与许多公司只看中眼前利益，为了降低成本或其他目的，将不成熟的产品匆匆推向市场是完全不同的。

可见AIP并没有采用慧荣的控制芯片，否则决不会在合作伙伴遇难的时候趁火打劫。

ATP采用了谁家的控制芯片目前缺乏对比资料，既可能是群联和亮发，也可能是擎泰以及东芝等厂家的。但是在当前的情势下，骂慧荣就等于是在骂三星，因为三星无法置身事外。如果说问题SD卡是“白痴骡子”，ATP没问题的SD卡可谓精神分裂的骡子，它的表态，把所有的马和驴都拖进去了。

此外，Sandisk大约是另一个嫌疑对象，SD问题卡吵得越热，Sandisk的假货问题就被曝光得越激烈，看来被逼急的白痴骡子们都想踢上一脚。

威刚、创见、胜创、金士顿的一嘴毛：

创见在11月9日声明中首先指责是“误传”、“谣言”、错误的评论委屈了自己，然后开始自我表扬：

在一开始采用新一代MLC闪存生产SD闪u存卡时，即发现MLC闪存的控制芯片在设计上出现了兼容性问题。创见研发团队随即与控制芯片厂商合作，并顺利解决了新一代MLC闪存的兼容性问题。使得创见SD闪存卡采用的控制芯片，均能稳定地支持MLC NOP=1的要求，不致产生数据流失（Data Loss）等质量问题。此外，创见全系列SD闪存卡于出厂前，均通过100%测试，每一张闪存卡都有身份识别序列号，绝没有质量不稳定产品流出市面之虞。

此外，上海创见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内存卡部门和金士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出现这种传闻的可能性，很可能是因为自己公司最近采用了三星MLC的芯片，推出了更为便宜的产品。

威刚在11月10日声明中首先指责媒体和市场委屈了自己，然后表扬自己说：

威刚科技作为内存与闪存行业的领导者之一，与所有SD卡控制芯片厂商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产品开发初期就参与设计，并在每一新世代控制芯片制程转换的初期就获得样品做为测试并Debug，以保证产品开发流程的顺利与用户对产品高质量的要求；此外，威刚也配合控制芯片厂商及闪存芯片厂，如三星与海力士等，完善的解决了任何已知的兼容性问题。威刚的SD卡为第一批通过MLC NOP=1的要求，不致产生数据流失（Data Loss）等的质量问题。

此外，威刚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市场部相关负责人程先生也表示，“这很可能是同业间恶性竞争的一种手段。”

胜创在11月23日的声明中首先首先表扬自己说：

SMI的控制芯片跟三星ＭＬＣ会有部分的兼容性问题，Kingmax 在之前产品出厂前的检测中就已经发现了，也立刻告知并协助该控制芯片厂商修正了他们的产品。Kingmax跟全球各主要晶元厂以及控制芯片厂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生产时会灵活运用不同的搭配解决方案 ，例如用现代的晶元、skymedia的控制器等，去做不同的搭配，因此能最大程度的避免SMI跟三星MLC不兼容的问题对Kingmax的产品造成的影响，避免所谓的质量问题。

自我表扬结束，胜创指责“问题SD卡大量抛入中国市场”这一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和没有事实依据的。Kingmax的产品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检测，正因为这样才能及早发现这个问题；同时，采用不同的搭配方案也能避免出现闪存芯片和控制器之间的问题。因此Kingmax绝对不会销售有问题的存储卡 。

金士顿在11月24日的声明中首先指出“错误的理解”、“不当的解读”、“谣言”害了自己，然后开始自我表扬：

金士顿SD闪存卡产品的组件均是一级芯片，其主力供应商正是SD协会创立者之一，技术实力雄厚的东芝(Toshiba)，至今未曾采用台湾慧荣科技的产品。金士顿和上游芯片厂商一贯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无论使用哪一种芯片，金士顿的闪存产品都是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在工厂通过严格的制造、测试、品质控管等环节生产出的高品质产品，绝不会以次充好，做出自毁品牌形象、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纵合比较下游上述厂商的声明，我们会越来越迷惑，各家都很冤枉，扬言是竞争对手展开“恶性渠道”竞争，这其中，东芝、松下可能是唯一最大可能的落井下石者，但是东芝、海力士纷纷被拉进来作为掩护，可见声明者并不认为东芝等厂家在展开恶性竞争。那么结合此前慧荣的声明，没有被点名的松下、Sandisk、IMFT就可能是新的嫌疑人。Sandisk最近频频被揪出来，看来已经被落实了。

对于白痴骡子引发的此番猜测，实在太麻烦，还有一个逻辑问题没有解决，慧荣据猜测应是“慧荣或是慧荣客户的竞争对手”在中伤自己，金士顿（尽管金士顿自己不承认）、威刚、胜创、创见以及我们无法调查的下游公司都是慧荣的客户，它们之间也构成竞争关系，如果他们互相在攻击，分明也是精神分裂的骡子的神经病集体发作了。

面对这场集体发作的神经病，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跟着白痴骡子全民娱乐，还是共同努力，打造一个规法、公平能够广泛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索赔权及其他权益的透明空间？

不知道众多使用了SD卡的数码相机、手机和电脑用户有何观感，也不知这场唾沫横飞的口水战还将给不明真相的观众抖出何等好看的包袱，仅将目前各方提供的信息综合比较，已经让人疑窦四起了。

其中，首先引发了这场混战的台湾电子时报前后两篇报道给人的感觉，是第一等奇怪的。

2006年10月26日，台湾电子时报以《三星MLC又惹风波  控制芯晶片厂忙翻天  支援63纳米制程不易  客户产品受延误  引爆求偿问题首次披露：由于三星转产，台湾控制芯片厂商来不及反应，导致新一代SD卡出现兼容性问题，有可能引发求偿风波，此类问题过去也曾发生，但这一次是“最严峻”的。该报记者从下游记忆卡和随身碟机客户那里得知，这次问题SD卡涉及面相当广，除了群联和亮发两家的产品在MLC晶片支援度上最为稳定，其他的控制芯片厂商都不同程度遇到类似的难题。问题SD卡引起的赔偿问题不只是控制晶片本身，也会使上游制造商蒙受损失，相关厂商对来自市场和消费者的索赔问题态度暧昧。尽管问题不时出现，三星电子还是决意发展MLC晶片，三星电子转产给下游控制晶片厂商带来更多压力，“出错率也相对增加”。

报道还指出，由于MLC制程的SD卡晶片品质较差，如果将写入次数设定在一次以上，不小心就会造成资料流失。这也是此次问题SD卡出现兼容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此外，台湾多数控制晶片厂商过去的设计标准一直比较宽松，将写入次数设定在2次以上的习惯性做法也为这次问题SD卡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综上所述，应该说，台湾电子时报的这则新闻是相当严谨的，其披露的问题也不是很快就可以解决的，否则，它就不会在此后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但是仅仅13天后，台湾电子时报于11月9日再次发表了题为《台模组厂商：MLC控制晶片问题解决  绝无瑕疵品流入大陆》的“辟谣”文章。

台湾的问题SD卡究竟有没有流入大陆姑且不论，仅仅在13天的时间内，曾经忙得团团转的台湾厂商们就全都能整齐划一地解决设计更改、配合客户出货以及赔偿等所有的善后问题吗？

13天啊，如果台湾电子时报的第一则报道没有任何瑕疵，那么舆论监督促进行业自律的作用实在壮观！

我们姑且相信相关问题厂商的责任感和高效率，相信它们在台湾时报报道前已经差不多解决了与“MLC控制晶片”相关的技术问题，但是有一点，“绝无瑕疵品流入大陆”这样的壮举是13天就能够实现的吗？

然而，慧荣公司总经理苟嘉章先生告诉我们，“绝无瑕疵品流入大陆”之说是不可靠的，就在11月9号当天，苟在深圳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的确有一批不兼容的控制芯片流到市场上，但是数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仅有几十万颗”。

台湾电子时报和有问题的厂商，究竟谁在说谎？